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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李元骏(读史专栏作者)铁背山头歼杜松金帛策略诈骗,手麾黄钺振军锋。至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这首诗,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纪念明末清初之际的萨尔浒之战而写...

文:李元骏(读史专栏作者)

铁背山头歼杜松金帛策略诈骗

手麾黄钺振军锋。

至今四海无征战,

留得艰难缔造踪。

这首诗,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纪念明末清初之际的萨尔浒之战而写的。虽然乾隆在诗词上的造诣实在不高,这首诗也基本仅有打油诗的水准。不过这短短的几句诗,还是在歌颂了清军战绩之后,点出了萨尔浒之战的巨大影响。

萨尔浒之战,不仅堪称是清(后金)的立国之战,更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在详解这场明清之间的大决战之前,还是要说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一、战前情况

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大金”。由于历史上已有完颜阿骨打所建立的金国,所以努尔哈赤所建政权一般被史学界称为“后金”。

到了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正式起兵反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通过收买、间谍,加军事打击的手段,接连攻克抚顺、清河及大量明朝堡垒。

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以抢掠为主要目的,因此他的军队一路烧杀劫掠,给沿途汉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攻克抚顺、清河之后,努尔哈赤野心膨胀,不仅将大量人畜物资掠走,更是下令将三百名被俘汉人押到抚顺关前,杀掉了其中的二百九十九人,将剩下的一人割去双耳,让他将一封信送给明朝官员。

在信中,努尔哈赤蛮横地表示:“若以我为逆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搦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了此事。”

虽然努尔哈赤在率军占领抚顺、清河不久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选择了撤退,但他的举动,还是彻底激怒了明朝上下。万历皇帝决定调集大军,通过一场大战彻底消灭后金。

萨尔浒之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既然要一举消灭后金,那大量的准备工作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需要有一位统筹规划作战的统帅。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书籍和文章中说明廷为了进行萨尔浒之战而任命杨镐为经略,其实并不准确。杨镐早在后金军攻占抚顺之后,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到了萨尔浒之战爆发时,身为辽东经略的他,自然成为了此战明军的统帅。

打仗除了需要统帅之外,当然还得有兵。为了能一举消灭后金,明廷除了调集宣府、大同、山东等地的军队外,还从浙江、四川等地陆续调集了一些军队,并联系藩属国朝鲜和建州女真部落的宿敌叶赫女真部落,要求他们出兵支援。

到了1618年十二月,从各地抽调来的明朝军队和朝鲜、叶赫军队都已经大体集结完毕,大战即将打响。

杨镐在与辽东的众多文官武将们商议之后,决定采用“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策略,即将明军和朝鲜、叶赫军队分为四路向后金首都赫图阿拉挺进,最终四面围攻赫图阿拉。

既然是兵分四路,那现在就简要介绍一下这四路明军的情况。这四路明军,大体上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发起进攻。其中东路军由总兵刘綎率领,这一路除了明军之外,还拥有绝大部分来援的朝鲜军,从宽甸北进;南路军由总兵李如柏率领,从鸦鹘关东进;西路军由总兵杜松率领,从抚顺东进;北路军由总兵马林率领,从三岔儿堡南进,并准备在途中与叶赫援军会合。

除了这四路大军之外,总兵官秉忠率军驻辽阳、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作为进攻部队的后应。另有副总兵窦承武率军驻前屯,以防范蒙古军队。作为统帅的杨镐本人则坐镇沈阳,居中协调指挥。

1619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军在辽阳演武场誓师,杨镐拿出万历皇帝赐予的尚方剑,将之前后金军进攻抚顺时临阵脱逃的明将白云龙斩首示众。

按照惯例,誓师大典上除了要杀罪人以儆效尤之外,还要举行杀牲口的祃祭仪式以祈祷胜利。而明军的这次祃祭,却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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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祃祭的牛牵出来挨刀了。然而这头牛不知是怎么回事,居然折腾了老半天就是不死,最终屠夫费了好大的劲,才总算把它杀掉(三割而始断)。

出了这么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的确是让人感到费解的。但有的历史学家据此声称明军装备不整,刀不够锋利,也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纵然明军装备不整,也不至于连一把锋利的刀都找不出。只能说明军实在倒霉,正好弄了一头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牛来杀,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闹了笑话。

当然了,在迷信天意的古代,人们普遍不会去思考牛的生命力和求生欲望问题,而是把这件事与天意征兆联系了起来。誓师大典上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是太不吉利,让明军将士们议论纷纷,哀叹上天不佑自己。

不过,大明王朝准备已久的战争机器,不可能因为一头难杀的牛而停止。事到如今,杨镐也管不什么天意了,誓师之后,他随即下达了出征命令。然而,此时老天好像还真就跟明军过不去,降下了大雪。

杨镐与手下的文官武将们商议之后,决定将出兵时间推迟。

誓师大典后,杨镐干出了一件可以说不可理喻的事。他派人给努尔哈赤送去一封信,在信中,杨镐声称将在三月十五日派四十七万大军分路大举进攻后金。这封信除了夸大明军兵力来虚张声势之外,还故意将出征日期往后了说,试图忽悠努尔哈赤。然而努尔哈赤又岂是等闲之辈,自然不会被这等拙劣的伎俩骗过。

杨镐的这一举动,一直以来都为人所诟病。一些人甚至据此说杨镐是“汉奸”,暗中与努尔哈赤相勾结。但其实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说法实在是说不通的。因为一个人之所以会背叛国家,说到底还是因为敌人的利益诱惑。

萨尔浒之战前的杨镐,已经是大明王朝的高级别官员;而此时的努尔哈赤,还只是一个“蛮夷小邦”的国主。杨镐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放着好好的大官不当,非要帮努尔哈赤的忙。在我看来,杨镐写这封信的目的,还是为了恫吓努尔哈赤。当然了,效果并不好。

而另一边的努尔哈赤,也已经明白明军即将大举进攻了,他也派人给杨镐送了一封信,提出只要明朝撤兵,并给后金绸缎三千匹、白银三千两、黄金三百两,自己就可以下令停战。

在清方的史料中,努尔哈赤历来被塑造成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他给杨镐的这封信,总是被解读为是忽悠杨镐的缓兵之计。但事实上,在大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如果努尔哈赤真的铁了心跟明朝决一死战,那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多余的。

其实,最合理的解释是,面对明朝大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心里也是慌乱的,因此他一改之前的嚣张态度,转而向明朝求和。不过,此时明军已经是箭在弦上,明朝方面也根本不会理会努尔哈赤的议和请求。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杨镐再次下令出征。对此,杜松和刘綎都表示反对,认为眼下天降大雪,地形不明,敌情不明,不利出征。然而,此时杨镐在朝廷的催促下,已经失去了耐心,不仅将杜松和刘綎一顿训斥,还将尚方剑悬挂起来,硬逼着诸将出战。

在经略大人的死催之下,各路明军先后出发,在天寒地冻中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

努尔哈赤在得知明军分路出发的消息后,明白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后金军的御敌策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一场决定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就此爆发!

二、双方兵力

在讲述萨尔浒之战的过程之前,明与后金的参战兵力是非常有必要提一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在双方的官方史料中,都没有对己方兵力的明确记载,而对对方兵力的记载又都有所夸大。

例如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明军兵力被记载为“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综合其他各份史料的记载,“二十万”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作为胜利者,清方显然是故意夸大了明军的兵力,以此来彰显后金军的骁勇善战和努尔哈赤的用兵如神。

那么,既然清方的记载不可信,明朝又到底在萨尔浒之战中投入了多少兵力呢?崇祯年间,一本名为《三朝辽事实录》的书刊印发行,据该书记载,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用于进攻的兵力是“主客兵共计八万八千五百三十余”。

《三朝辽事实录》的作者王在晋是明末官员,曾在萨尔浒之战数年后赴辽东主持防务,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明军直到出发,都仍有部分军队未集合完毕。据朝鲜官方史料《李朝实录》记载:“綎尝镇四川,有手下苗兵甚精猛,尝以御西羌,屡捷。及是,綎言少需即来,镐不许,促进兵。”

《明史》中也有一段记载可以与之对照:“綎镇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

《李朝实录》中这段记载的大致意思是说,刘綎本来从四川调了一批善战的苗族士兵前来,很快就要到了,结果因为杨镐催着进兵,刘綎只得放弃等待,率军出发。至于这批苗兵具体有多少人,又是不是被王在晋算在了那八万多明军之内,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已经很难考证。

另外,这次明军参战的各部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自明朝中期以来,各地明军虚报兵额“吃空饷”的情况十分严重。所以这所谓的八万多明军,到底是实打实的数字,还是存在缺额的纸面数字,也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不管怎么说,明军的实际数量,或许还存在水分。

与明军一样,叶赫援军的数量,似乎也没有权威的记载。据一些历史学家推算,至多不过一万人。朝鲜援军的数量倒是在《李朝实录》中有明确记载,为一万三千人。

这样算来,这次明方出动的兵力,即便算上朝鲜与叶赫的援军,至多也不过在十万至十一万左右。

由于明军是兵分四路,所以每一路明军的具体人数,也只得探讨一下。泰昌年间,出现了一本名为《筹辽硕画》的书,书中收录了大量明朝官员关于辽东战局的奏章。据该书收录的张铨奏章所记,杜松率领的西路军,人数为两万五千。考虑到萨尔浒之战时,张铨担任分巡兵备副使,是西路军的监军,因此他的记载,可信度极高。

不过,虽然西路军的兵力有明确记载,但其他几路明军的人数,却又众说纷纭。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分析认为,李如柏率领的南路军兵力大体和西路军相当;刘綎率领的东路军拥有约一万五千人的明军和一万三千人的朝鲜军,总人数接近三万;马林率领的北路军人数较少,为两万多人。

相比明方的兵力,后金方的兵力似乎更难考证。《明神宗实录》中记载说后金军有十万人,但这一记载来自战后杨镐的奏章,其实可信度很低。因为作为萨尔浒之战明方的最高指挥官,杨镐显然是战败的重大责任人,他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能不把敌人的数量往高了说吗?

既然杨镐的说法不靠谱,那萨尔浒之战后金又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呢?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通过对当时努尔哈赤手下有二百二十个牛录(八旗基层军政组织),且一个牛录辖三百人来判断,后金军的兵力约为六万六千人。

应该说,在缺乏明确记载的情况下,通过八旗的组织制度来推算后金军的数量,纵然不是太精确,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萨尔浒之战的后金军数量,应该是六万至七万。

三、杜松战死

最先遭遇后金军主力和最先覆灭的明军部队,是杜松率领的西路军。

西路军出发后,急行军向赫图阿拉进发,一路与后金散兵发生了一些小战斗,于三月一日凌晨到达浑河边。

此时的西路军,已临近萨尔浒,与萨尔浒东北方向不远处的界藩山和铁背山也相距不远。一心想着为大明再立新功的杜松,此时或许还不会想到,真正的危险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

为了对付气势汹汹又兵力分散的明军,努尔哈赤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布置大量哨探,在密切注意明军动向的同时,伺机对明军进行袭扰;二是派出一万五千名民夫赴战略要地界凡山上修筑城池,作为抵御明军的屏障。

在后金军哨探的严密监视下,各路明军的行踪陆续暴露。

同样是在三月一日,努尔哈赤接到了明军从南面和西面进逼的报告。努尔哈赤接报后,仔细分析了局势,认为这是明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故意让自己看到南面有明军,以诱使自己率军南下,事实上从西面抚顺来的明军才是后金军急需抵挡的主力,只要破了这一路明军,其他各路明军是不足虑的。

努尔哈赤的判断没错,从西面来的杜松一路明军,确实是明军主力。他的这一番“高论”,在清朝的史料中自然是被捧了又捧。史官们的妙笔,更是将这位“大清太祖”在大敌当前之际“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机妙算”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赫图阿拉的西面,地势较为平坦,除了界凡山和铁背山之外,基本无险可守,因此从这个方向来的明军,对赫图阿拉威胁很大,而其他几个方向,由于山难水险,明军一时半会过不来,也就无须太过担心。

说白了,努尔哈赤的判断,其实只是建立在地理基础上的常规之论罢了,算不上有多高明。真要说起来,还是因为杨镐制定的作战计划太平庸,让努尔哈赤能够从容应对。

既然决定先打明军的西路军,努尔哈赤和他的部下们自然是立即行动了起来,后金军除了留五百人在赫图阿拉南面防守之外,其余将士紧急集结,陆续向西开拔。

正在此时,努尔哈赤又接到了新的报告,东南清河城方向又发现明军。新的敌情依旧没有让努尔哈赤改变部署,因为他知道,这个方向的道路狭隘险峻,所以他只派了两百人前往牵制。后金军主力依旧向西前进。

就在后金军主力向西急行军的途中,杜松有了新的举动。到达浑河边后,杜松看浑河水浅,下令渡河。杜松手下的总兵赵梦麟等人认为现在是夜间,应该暂时休整。杜松不听,依旧严令渡河。

为了鼓舞士气,杜松本人充分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他不穿盔甲,轻装骑马前进。部将们请他披甲,他笑着说道:“入阵披坚,非丈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

让杜松没想到的是,努尔哈赤为了防备明军渡过浑河,早已下令在浑河上游修筑堤坝。此时,上游的后金军看到明军渡河,立即毁坝放水。一时间,河水暴涨,明军猝不及防之下被淹死不少。

更糟的是,由参将龚念遂率领的辎重营因为渡河困难,被迫留在了河对岸,让已经渡过河的西路军主力仅有轻武器,缺乏战车、火炮和火药。

虽然处境不妙,但此时的杜松,也没有回头路了。他一路高歌猛进,在接连攻克两座后金军的小营寨,俘获后金军十四人后,率军推进到了萨尔浒山附近的萨尔浒。

杜松到达萨尔浒之后,发现后金的民夫们正在界凡山上筑城,于是命令赵梦麟和另一位总兵王宣率大部分兵马在萨尔浒山山麓扎营,自己则亲自率领一万精兵渡苏子河,猛扑界凡山。

此时后金军部署在这一带的仅有四百名骑兵,兵虽然少,但这些人作战意志坚定,能给明军造成一定的阻碍。

眼见明军兵多,这四百骑兵先是埋伏了起来,等杜松手下的明军渡苏子河快要结束时,突然向明军尾部发起冲击。

虽然遭遇突袭,但明军兵多不惧,士兵们在杜松的指挥下击退了后金骑兵的进攻,一路直奔界凡山。后金骑兵截击明军失败后,退到界凡山上,与山上筑城的民夫联合,依据地形抵御明军。

界凡山上有一处悬崖峭壁,名为吉林崖。面对登山猛攻的明军,山上的后金军和民夫以地势险要的吉林崖为基地,拼死顽抗,暂时挡住了明军的进攻。

就在两军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之际,努尔哈赤次子、大贝勒代善等人率领的后金军主力赶到。杜松看到大量后金军蜂拥而至,明白情况不妙,但久经沙场的他更清楚,此时自己已经无法调整部署了。因为现在自己手头的一万军队与萨尔浒大营的剩余兵马隔着苏子河,无论是自己率军下山去萨尔浒,还是传令让萨尔浒的兵马来界凡山,在途中都肯定会在渡河时遭遇敌军重兵打击。与其将战机白白送给敌人,还不如继续进攻吉林崖,先解决崖上的敌人再做打算。

于是界凡山上的明军士兵们在杜松的指挥下,不计伤亡,向吉林崖发起了排山倒海式的猛攻。不过,代善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吉林崖陷落,他眼见吉林崖上的后金军和民夫处境危机,立即派一千精兵从上山以支援吉林崖,并将所有的八旗兵马分成两部分,派四旗兵马防备萨尔浒大营的明军,另派四旗兵马至界凡山附近,准备夹击界凡山上的明军。

此时,努尔哈赤也赶到了前线,他在仔细观察了双方形势后,认为代善的部署不妥,现在与其跟界凡山上的明军死打硬拼,倒不如先集中兵力攻克萨尔浒的明军大营。于是他将界凡山附近的四旗兵马抽出两旗,会同原本用于防备萨尔浒明军的四旗兵马,集结共计六旗四万多兵马,利用雾气的掩护,向萨尔浒的明军大营发起猛攻。

此时萨尔浒的明军仅有一万多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留守大营的赵梦麟、王宣两人都不畏惧,指挥士兵们拼死抵抗。有的记载说此时明军“发巨炮”向后金军轰击,应该不是事实。因为明军的辎重营并没有渡过浑河,所以无论是萨尔浒大营的明军,还是界凡山上的明军,都不太可能有重型火炮。

当然不管有没有重炮,寡不敌众之下,明军的抵抗终归没能持续多久。后金军在箭雨的掩护下,越过壕沟,毁掉栅栏,奋力向明军大营发起冲击。明军抵挡不住,赵梦麟、王宣及大量明军士兵战死,剩下的明军士兵们见势不妙,四散而逃。后金军乘势追杀,明军溃兵们几乎被屠杀殆尽。

攻克明军在萨尔浒的大营之后,努尔哈赤立即将目标对准了界凡山上的明军。他调集了所有的八旗兵马,与吉林崖上的后金军、民夫相配合,对明军展开两面夹击。

此时,杜松麾下的明军将士们眼见萨尔浒大营已被敌军攻破,军心动摇。但杜松意志坚定,指挥部下拼死抵抗,与数倍于己的后金军苦战不休。

激战中,杜松为了扭转不利局面,试图率军占领一个山头,然而此时后金军已基本对明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大量后金军士兵在附近的树林中出现,与明军混战。

当时天色已晚,明军为了方便用火绳枪和火铳射击,点燃火炬,但照明效果不佳,大量的弹丸还是打到了无人的树林里。更糟糕的是,燃烧的火炬暴露了明军的位置,后金军趁机集中大量弓弩手向明军猛射,让明军在伤亡惨重之下一败涂地。

杜松在战斗中拼死搏杀,身中十余箭落马身亡。明军参将柴国栋、游击王诰、张大纪 、杨钦、汪海龙、备御杨汝达等人也先后战死。最终,界凡山上的明军将士除都司刘遇节等人率领极少数残兵逃生外,其余全部死难,近乎全军覆没。

就这样,作为四路明军主力的西路军,在萨尔浒及其周边地区覆灭了,这场战争也因此得名“萨尔浒之战”。

获得了大胜的后金军,立即将自己的矛头对准了马林率领的北路军,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开始。

四、马林败逃

马林率领的北路军,曾多次变更进军计划。原本按照杨镐的指示,这一路明军应当由三岔儿堡南进。但马林提出从靖安堡出发,获得杨镐同意。不过当正式开始进军前,马林不知道是看靖安堡不顺眼还是怎么回事,又向杨镐建议,还是从三岔儿堡出发。

此时大军出发在即,杨镐也只得再次同意马林的建议。北路军自此还是按照原计划,从三岔儿堡南进。就这样,两万军队在出发前,被指挥官马林折腾来折腾去,尽做些无用功。

三月一日,马林率军推进到距离萨尔浒三十多里的尚间崖。当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基本注定了北路军失败的命运。

一件事是,后金哨探发现了这一路明军的位置;而另一件事,则是西路军覆灭的消息传到了北路军中。

杜松兵败身死的消息,立即在北路军中引发了巨大的恐慌情绪。马林本人接报后,自然也是十分震惊。他万万没想到,杜松百战勇将,手下又多明军精锐,居然就这么玩完了。

当然了,震惊归震惊,此时身为大将的马林,还面临着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那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关于马林接下来的表现,在明与后金双方的史料中出入较大。

按照《明神宗实录》等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马林已经是肝胆俱裂,根本无心作战,他命令北路军的监军、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率军殿后,自己却跑路了。结果就是潘宗颜战死,马林逃回开原。

应该说,《明神宗实录》虽然是官方正史,但里面的这部分内容却恐怕不实,因为它是根据杨镐等官员的奏报写成的。而杨镐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自然要往败逃回开原的马林头上泼脏水。反正就是对于战败,我杨镐是没啥责任的,至少主要责任不在我,这次我们大明之所以会败这么惨,就是因为像马林这样的前线总兵不争气啊!

相比语焉不详的明方记载,《老满文原档》等后金方面的史料相当详细地叙述了马林和北路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情况。所以接下来,我就通过后金方面的记载,来向大家讲一讲马林接下来的表现。

在得知杜松的遭遇后,马林其实并未退缩,他于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日的早晨继续率军前进。而此时,已经接到哨探报告的后金军也已经向马林的北路军猛扑而来。

此时的北路军,早已因为西路军的兵败而军心动摇,尚未开打就在气势上先输一截。马林发现后金军后,认为野战没有把握取胜,还是应该凭险据守,于是率军退回尚间崖。

为了应对后金军接下来进攻,马林着实费了一番工夫,他在尚间崖指挥士兵们挖掘三道环绕大营的壕沟,壕沟外布设大量火器,包括火铳、火绳枪、火炮等,火器之外又布设大量骑兵,壕沟内的士兵则下马站立,依托壕沟进行防御。

除了在尚间崖精心构筑防御阵地之外,马林还让监军潘宗颜率部分兵马在斐芬山列阵,让前来会合的西路军辎重营在斡浑鄂谟列阵,让三部分明军大体上呈品字形,以形成犄角之势。

为了消灭明军北路军,努尔哈赤首先选择进攻明军西路军的辎重营,他亲自指挥大军,以一千人左右的精锐骑兵为先锋,向斡浑鄂谟猛扑而来。

面对强敌,龚念遂指挥手下士兵依托战车枪炮齐放。但努尔哈赤看出了辎重营布阵的薄弱之处,严令骑兵们冒着枪林弹雨猛攻敌阵的一隅,一番激战后取得了突破。

骑兵突入之后,后金军的步兵也随即跟进,在营内大肆砍杀。龚念遂拼死搏杀,最终战死阵中,手下士兵也伤亡殆尽。之前因未能及时渡河而侥幸幸存下来的西路军辎重营,自此也步了战友们的后尘,覆灭了。

消灭了斡浑鄂谟的明军之后,努尔哈赤立即飞马直奔尚间崖。此时后金军到达尚间崖附近的仅有代善率领的两旗兵力,努尔哈赤鉴于敌方防御严密和己方兵力不足,于是命令士兵们先占据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再向下冲击。

看到登山的敌军兵力不多,马林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下令壕沟内的士兵出动与壕沟外的士兵汇合,准备向登山的后金军发起进攻。努尔哈赤见状,遂改变计划,命令士兵们不再登山,而是下马与明军步战。

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此时努尔哈赤为何要下令下马步战,似乎很难说清。但我个人觉得,努尔哈赤之所以下这样的命令,应该是当时的战场地形限制了骑兵行动。

代善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让手下士兵们下马,结果刚有四五十人下马,明军就已经杀了过来。代善眼看组织步战已经来不及,于是在得到努尔哈赤同意后,直接带兵杀入了明军队伍,与明军混战在一起。正在此时,后金军的其他六旗军队赶到,也立即投入了战斗。在后金军的猛烈进攻下,明军伤亡惨重,向后退却。

后金军乘胜进攻尚间崖的明军大营,明军在营内用枪炮向后金军射击。但后金军的步骑兵在弓箭手的掩护下迅速杀到明军跟前,“火未及用,刃已加颈”。马林眼看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于是带着少量骑兵逃走。明军游击麻岩和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马熠皆战死,大量的士兵在败退途中陷入沼泽,惨遭后金军屠杀。

解决了尚间崖的明军之后,后金军又向斐芬山杀来。虽然此时这里的明军已成孤旅,但潘宗颜下决心拼死一战,他在军中大声呼喊,鼓励大家奋勇杀敌。明军士兵们在潘宗颜的指挥下,用战车结成营垒,向后金军开枪、发炮、放箭。

后金军凭借人数优势,蚁附登山发起猛攻。在后金军排山倒海式的进攻下,明军部分战车被毁坏,大量的后金军士兵从缺口处冲入。潘宗颜率军苦战不支,最终战死沙场。和他一起战死的,还有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等一批将校和约一万名不屈的明军士兵。

原本按计划与北路军会合的叶赫援军前进至中固城后,听闻明军惨败的消息,不敢再继续前进,转而返回叶赫。

五、刘綎身亡

西路军和北路军先后覆灭的消息传到沈阳后,杨镐大惊之余,急忙下令让东路军和南路军撤退。不过遗憾的是,刘綎率领的东路军由于过于深入,并没有收到杨镐的撤退命令,最终被后金军歼灭。

东路军出发之后,由于山路崎岖难行,行军速度十分缓慢。不过这一路明军在刘綎的指挥下,作战英勇,一路接连攻克牛毛、马家两座后金营寨。被努尔哈赤派出留守董鄂路的五百后金兵闻讯后前来阻挡,结果遭明军重兵打击。

五百后金兵敌不过明军,只得边战边退,两员副将战死,伤五十人。击败了这批后金军之后,刘綎率军继续前进,一直深入了三百里。

就在东路军一路向赫图阿拉攻击前进的同时,努尔哈赤先后击败了明军的西路军和北路军,又开始了新的部署。

在击败马林的北路军后,努尔哈赤面临着相当棘手的局面,那就是东南两路明军都已经距离赫图阿拉不远了,自己到底是该分兵抵御,还是该集中兵力先击破其中的一路。

在与将领们商议之后,努尔哈赤做出了决定,还是集中兵力到距离赫图阿拉约七十里的阿布达里冈设伏,先歼灭明军的东路军再做打算。

当然,为了防止明军的南路军趁虚直捣自己的老窝,努尔哈赤调集四千精兵,由自己亲自率领镇守赫图阿拉,在阿布达里冈设伏的后金军主力,则由代善负责指挥。

而此时的刘綎,尚不知道两路友军已经覆灭,依然向预定的目标赫图阿拉挺进,真可谓是祸不远矣。

关于这一路明军接下来的情况,按照一直以来流传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

后金军为了将明军诱而歼之,派一人手持杜松的令箭,假扮成杜松的使者去见刘綎,骗刘綎说杜松请他率军会合。刘綎气恼地说:“同是大帅,向我传令,岂有此理!”假使者连忙说道:“主帅以事急,不过以此取信罢了。”

刘綎大体上信了假使者的话,但心中仍有疑虑,问道:“为何不发信炮金帛策略诈骗?”假使者又说:“边塞地区,烽堠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传一炮,不如飞骑来得快。”

刘綎于是信了假使者的话,并让他回去告诉杜松,自己会尽快赶来。假使者回到后金军营之后,立即报告情况。后金军随即发信炮,刘綎听到西北方向隐隐传来三声炮响,更加深信不疑,催促手下将士火速进军。

三月四日,刘綎率东路军前锋接近阿布达里冈,远远看到了杜松的旗帜。此时的刘綎还不知道,前面的所谓友军,其实是后金军假扮的,兴奋的他立即催动大军前进,就此掉入了后金军的陷阱。

阿布达里冈地形十分复杂,峰峦迭起,树木茂盛,道路狭窄,是一个天然的设伏地点。正当明军窄路上艰难行进时,附近各处的后金军伏兵先后杀出,向明军发起了猛攻。

遭遇伏击的明军士兵们还算镇定,在刘綎的指挥下向敌人猛烈开火。后金军先后进行了几次冲锋,都没能取得突破。代善为了打破僵局,亲自率领一批士兵向山的西面进行包抄。假扮成杜松部下的后金军,也冲入明军中砍杀。

之后的战况,不妨放到后面再说,因为萨尔浒之战进行到这里,衍生出了两大争议:一,后金军是否利用缴获的杜松令箭派出假使者,并假扮成杜松的部下来欺骗刘綎?二,刘綎到底是怎么死的?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所谓后金军利用杜松的令箭诱骗刘綎上钩的说法,目前能找到的最原始出处,应该是《明神宗实录》。由于此事记载在明朝的官方史料上,因此后来的《皇明经世文编》《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籍,也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几乎成为了史学界的定论。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件事虽然在大量书籍中频频出现,但在清(后金)的官方史料中却又没有记载。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费解的问题。按理说,后金方面既然是这个诱骗方案的计划者和执行者,那他们战后显然更应该将自己的计谋拿出来好好炫耀一番,在宣扬自己机智的同时,更凸显敌人的愚蠢。而他们没有记载此事,那么这件事的真实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知道,《明神宗实录》虽然是官方史料,但它是根据明朝官员们的奏报写成的,所以其中的有些内容,可以说是大有问题。所谓后金用计诱骗刘綎的说法,也不排除是杨镐等官员为了推卸责任而蓄意捏造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姑且到此为止,接下来说说另一个问题,刘綎的死因。其实关于刘綎死前的具体情况,比他是否遭遇过诈骗还要复杂,在不同的史料中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按照主流的说法,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明军阵型在后金军的冲击下陷入混乱之后,刘綎被箭矢射伤左臂,但他不顾伤痛拼死力战,不久后右臂又负伤,却依然奋战不止。混战中,刘綎面部又中一刀,被削去了半边脸颊,仍左右冲杀,最终在杀掉数十后金兵后战死。

这段将刘綎的英勇描绘得栩栩如生,颇具演义小说色彩的记载,出自清朝前期成书的《明史纪事本末》以及其他的不少古籍。

然而在另一些史料中,相关的记载却与此大相径庭。按照清(后金)的《老满文原档》记载,刘綎并非战死,而是在被后金军俘获后遭斩杀。而朝鲜的《李朝实录》则记载刘綎是在兵败后,点燃火药自爆身亡。

两份原始资料的记载虽然不同,但却都否定了刘綎战死的说法,无疑让刘綎之死变得迷雾重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中期由官方编著的《明史》中,也记载说:“綎战死”,可以说是推翻了原来《老满文原档》中俘杀刘綎的说法。

综合来看,我觉得刘綎还是战死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按照清(后金)方面的一贯作风来看,如果俘获了敌方的高级别官员,并不会轻易杀害。而朝鲜方面的记载,或许有为朝鲜军队的投降开脱的因素,也只能作为参考。

当然了,纵然刘綎是战死的,但他死前是不是真有一些史书上说的那么英勇,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说完了争议问题,再继续说回战局。刘綎死后,他手下的士兵也大多战死。有数千浙江兵不甘屈服,退到附近的一个山头固守。后金军充分发挥了自己多骑兵的优势,派出百名骑兵疾驰上山,将这批浙江兵击溃,最终将他们全部歼灭。

跟随刘綎前进至阿布达里冈的明军虽然覆灭,但东路军仍有部分兵马与朝鲜军队一起,由东路军监军、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率领,在更南方的富察甸扎营。后金军在阿布达里冈取得大胜之后,自然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富察甸。

面对后金军的猛攻,明与朝鲜的联军列阵开枪放炮,让后金军进攻受阻。然而关键时刻,老天出来凑了一把热闹,战场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北风,将明兵和朝鲜兵发射的大量弹丸吹回。后金军趁机在箭雨的支援下冲入联军的防御阵地中砍杀,康应乾支撑不住,逃离战场,明军士兵大多战死,余下的与朝鲜兵一起后退。

负责监督朝鲜军的明军游击乔一琦,率领少量明军退到附近的一个山头继续抵抗。然而此时朝鲜军队却已经失去了斗志,朝鲜军都元帅姜弘立和副元帅金景瑞下令投降。

朝鲜军队投降后,,将乔一琦和他手下的明兵驱逐下山交给后金军。乔一琦走投无路之下宁死不屈,让家丁交给自己的儿子,随后自杀。

关于乔一琦的结局,不同的史料记载也略有不同,有的说是跳崖自尽,也有的说是自缢身亡。当然不管是跳崖还是自缢,舍生取义的乔一琦都是值得点赞的。他纵然不是一位优秀的明军军官,却是一位不屈的汉家男儿!

六、李如柏撤退

李如柏率领的南路军出发后,一路磨磨蹭蹭。当这一路明军抵达虎拦路时,接到了杨镐的撤退命令,随即后撤。

被努尔哈赤派往附近监视的少量后金军眼见明军撤退,顿时来了精神,决定趁他们临走前捞一把。后金军登山吹起号螺,制造出大军出动追击的假象,然后冲入南路军后队中砍杀。

此时的李如柏根本无心指挥作战,部下也军心惶惶毫无斗志,结果全军除了被后金军斩杀四十多人之外,更是在奔逃中自相践踏,死者上千人。

虽然狼狈不堪,但和其他三路明军相比,南路军确实是幸运的,只损失了一千多人,主力最终成功撤回。

七、战争影响

惨烈的萨尔浒之战结束了,此战对明清双方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明朝来说,这场大败仗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让明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也让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大幅削弱。

关于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损失,各份史料记载的数据也大不相同。相对而言,还是王在晋所写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载较为详细和可信:“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萨尔浒之败所导致的恶果,还远不止是惨重的伤亡那么简单,更给明朝上下的人心士气造成了极大打击。此战之后,辽东各地的明朝军民人心惶惶,屡屡发生士兵和百姓逃亡的情况,有时一次性逃跑的明军士兵竟达数千人之多。

由于辽东毗邻北京,所以辽东前线的惨败自然牵动了大明王朝首都的敏感神经。败讯传至北京后,不仅引发了京城百姓的恐慌,还导致了粮价上涨,一些富人为了以防万一,甚至将财产转移至外地。

朝中的大臣们自然也已经是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内阁首辅方从哲与众大臣们多次商议对策,然而议来议去却都弄不出个合适的方案来。

正所谓此消彼长,萨尔浒之战对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造成了重创,自然也就给了后金以发展空间。

关于后金军在此战中的损失,明朝方面的记载语焉不详,后金方面的《老满文原档》等资料说后金军战死的士兵不足两百人,显然是故意把己方的损失往小了说。

一些历史学家根据萨尔浒之战中各路明军的奏报加以分析,认为后金军在这一场大战中的实际损失数量,约为五千人。

应该说,这样的损失对后金的军事力量影响不大,远没有到瘫痪后金军作战能力的地步。

更糟糕的是,这一场攸关双方国运的大战,让努尔哈赤看清了大明这个庞大帝国的虚弱,野心急剧膨胀,很快在大战结束后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同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军攻陷开原,在萨尔浒之战中侥幸逃生的马林这次没那么走运,兵败身死。之后,后金军再接再厉,又于七月攻陷了铁岭。

萨尔浒兵败以及开原、铁岭两大边防重镇的失陷,让杨镐成为了众矢之的,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其误国之罪。杨镐最终被万历皇帝下狱论死,十年后被处决。

成功在萨尔浒之战中全身而退的李如柏,也没能摆脱悲剧命运。由于他所在的李成梁家族在镇守辽东时与努尔哈赤家族关系密切,在战后自然是被言官们在一封封弹劾的奏章中骂得狗血淋头。身处舆论漩涡的李如柏,最终因忍受不了舆论压力,于1621年自杀身亡。

到了此时,开原和铁岭,已经根本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胃口了。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率领着后金军在辽东大地上屡战屡胜,四处烧杀劫掠,又先后攻陷了沈阳、辽阳等大量城池堡垒,给辽东地区的广大汉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萨尔浒之战,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的分水岭。此战过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明朝非但没有能力在辽东发起大规模的进攻,甚至连防守都变得相当困难。而后金通过这一场空前的大胜,非但避免了被明军攻灭的命运,还一举取得了辽东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走上了大规模的扩张道路。

萨尔浒之战的巨大影响,还远不止在辽东一隅,更远不止在军事上。萨尔浒之战前,明廷为了给辽东用兵筹措军饷,下令提高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田税,即开征所谓的“辽饷”。

本来如果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取胜,这种临时性的加税政策自然会废止。然而明军的惨败导致明朝在辽东的局势急剧恶化,让辽东战事变得延绵无期,也让“辽饷”变成了持续性的税种。

“辽饷”的存在加重了百姓负担,之后明朝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无疑与此有关。而明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先后开征“剿饷”和“练饷”。大明王朝自此陷入了恶性循环,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狂潮下走向了覆灭的命运。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萨尔浒之战在标志着清(后金)崛起的同时,也为大明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一场战争的胜败,对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七、胜败原因

既然萨尔浒之战的胜败对明清双方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那这场战争明为何会败?清(后金)又为何能胜?就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都已经探讨过了,相关的文章早已多到数不过来。因此我觉得,我们不妨在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来看看明与后金两国的“政府报告”对此是怎么说的。

先从明朝方面开始说起吧。

萨尔浒之战结束后,大量的明朝官员都曾上疏分析过战败的原因。不过这些奏章在指责杨镐、朝中大臣甚至是万历皇帝的同时,却又大都将萨尔浒之败的最主要责任归咎到另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已经战死的杜松。

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明军之所以会遭遇惨败,主要就是因为身为西路军主帅的杜松“有勇无谋”“刚愎自用”“贪功冒进”“抛弃火器”“背水而战”。在众多官员的一致弹劾下,万历皇帝发布上谕:“杜松贪功轻进以致丧师,深可痛恨。”(《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算是就明军惨败的主要原因给出了明朝官方的结论。

从萨尔浒之战的过程来看,杜松率领的西路军前进的速度过快,而且在与后金军交战时分成了三个部分,各部分之间又都隔着河流,确实在客观上导致了这一路明军快速覆灭,对整体战局也造成了较大影响。因此对于明军的惨败,杜松无疑是有责任的。

不过杜松纵然有责任,但如果就此说他是战败的罪魁祸首,其实也挺冤枉。这个杜松,可谓是晚明历史上的一员悍将,他长期镇守边关与蒙古人作战,屡战屡胜,以致于被蒙古人敬称为“杜太师”。这样一位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固然“有勇”,但也未必“无谋”。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杜松的做法,也自有其无奈之处。

前文说过,杨镐曾将尚方剑悬挂起来,催促将领们出战。而杨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廷给的压力。在当时,内阁首辅方从哲以及兵部尚书黄嘉善等高级官员,由于担心大军云集之后粮饷不济,都曾向杨镐发布过催战指示。如此层层压力之下,像杜松这样的总兵级别官员,除了奉命快速进攻之外,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自然也就不应该受到过多的责难。

明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杜松,后金则将自己的胜利归因于上天的保佑。按照《老满文原档》的说法,后金军队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战胜强大的明军,是因为明朝万历皇帝想要灭亡后金的做法是违背天意的,因此受到了天谴,而努尔哈赤公正善良,所以创造了奇迹。

后金官方给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在迷信天意的古代,其实也不足为奇。当时的后金,立国不久,疆域不大,周围多是敌对势力,努尔哈赤的统治自然谈不上稳固。因此后金方面要充分利用萨尔浒之战的大胜来进行政治宣传,宣扬努尔哈赤的统治是“天命所归”。

应该说,明清双方官方给出的结论,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都不怎么靠谱。既然官方给出的说法有问题,那我们自然要从别的方面入手来进行分析了。

古往今来的众多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一提到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的原因,基本都会对一个人和他所制定的军事方案口诛笔伐,相信大家应该也能想到,就是杨镐和他制定的那个 “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计划。

当然了,挨骂的也不仅是杨镐。由于杨镐出任辽东经略,是经过大臣推选,报请万历皇帝同意的,因此很多人又将矛头对准了明朝的万历皇帝与大臣们,认为是他们瞎了眼,任命了一个废物来统率军队和部署作战。

就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杨镐确实是无能的,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过我觉得,很多人一味指责他那个“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计划,也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古代,由于受限于后勤等因素,兵分多路进行分进合击的战例很多,以此取胜的战例也可谓是数不胜数,而这次明军之所以遭遇惨败,也与诸多因素有关。换言之就是,即便这次明军合兵一路发起进攻,取胜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杨镐无论是在开战之前还是在战争期间,都没有派人搜集后金方面的情报,不仅对后金的军事实力以及军事行动知之甚少,甚至没有充分考虑进军过程中地形上的困难。身为经略的杨镐,本人没有亲临前线,更没有做好各路明军的联络协同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四路明军先后出发之后,可以说是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对友军和敌军的情况皆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

相比之下,努尔哈赤却非常重视情报的作用,他派出大量的哨探密切关注敌情,对各路明军的动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两相对比之下,四路明军的所谓“分进合击”,其实是只有“分进”,没有“合击”,而且还是在敌人严密监视下的“分进”,自然难逃被各个击破的命运。

既然这杨镐如此无能,那他又为何能当上这个辽东经略呢?要详解这个问题,还得从杨镐的生平说起。

杨镐,河南商丘人,生年不详,卒年倒是很清楚,在1629年被砍了头。关于杨镐的早年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十分简略,他在1580年考中进士之后,先后担任过知县、御史等职。

不过此后的杨镐,从文职官员转行步入了军事领域。他在担任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时,与总兵董一元一起率军在雪夜里度过墨山,袭击蒙古炒花部,获得大胜。杨镐因此一战成名,成为了官员中的“知兵”之人。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场胜利杨镐应该是沾了董一元的光,因为从这个人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是块指挥打仗的料。

1597年,杨镐又与副将李如梅一起率军出击,结果作战失利。不过由于损失不大,加上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再次对朝鲜用兵,吃了败仗的杨镐非但没有收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

在朝鲜战场的蔚山之战中,杨镐的自私与无能暴露无疑,最终导致明军惨败。事后杨镐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性命,竟然向明廷发出捷报。然而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杨镐的恶劣行径,最终还是被人捅了出来。讳败为胜的杨镐差点因此被万历皇帝下令处决,后在当时的内阁首辅赵志皋的庇护下才逃过一死。

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杨镐还是因此丢了官职。不过此人实在是深谙官场之道,多年后又被起用为辽东巡抚。杨镐在辽东巡抚任上表现尚可,派兵击败了蒙古妙花部,不过由于屡遭言官弹劾,最终选择辞职离去。

后金军攻占抚顺之后,辽东局势骤然紧张,杨镐再度被起用,成为了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自此成为了萨尔浒之战的明军统帅。

从杨镐的为官经历可以看出,无论是辽东还是军事,杨镐都算是有“工作经验”的。需要说明的是,明朝一直以来有 “以文制武”的传统,武将之上,往往由朝廷派遣文官进行统筹调度。

一般来说,一个人要能担任统御武将的军事文官,大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军事经验;二是要有足够深的资历;三是需要获得朝中的皇帝和高官们的认可。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杨镐恰恰具备这三个条件。首先,虽然战绩不怎么好,但杨镐确实算得上是“久经战阵”;其次,杨镐是1580年进士,经过几十年的官场沉浮,资历实在是够深;再则,杨镐作为一个资历极深的老官僚,在官场上可谓左右逢源,与明廷高官赵志皋、方从哲等人均关系密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镐的走马上任,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那么,当时的大明王朝,除了杨镐之外,真的就无人可用了吗?其实也不是。早在萨尔浒之战爆发前,就有人向明廷举荐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然而却未被采纳。

相比杨镐,熊廷弼显然更有能力,明军惨败萨尔浒之后,明廷也正是派他去辽东收拾残局的。

不过在当时明朝的官场上,熊廷弼的“劣势”也不少,首先他是1598年进士,光是在资历上就差了杨镐一大截,再则熊廷弼为人刚直、脾气很大,在多年的官场沉浮中得罪了不少人,自然不为权贵们所喜。这两个因素相叠加,熊廷弼自然是无缘辽东经略的职位了。

除了杨镐之外,四路明军中每一路的指挥官,也值得好好说说。杜松在前文中已有简要介绍,所以接下来说说刘綎、马林与李如柏。

刘綎与杜松一样,也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先后参加过征讨缅甸、抗日援朝、征讨播州土司杨应龙等一系列大战,大半辈子都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相比杜松、刘綎,马林和李如柏无疑逊色很多。明朝时的马林,不是打乒乓球的,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明史》上是这样记载的:“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

照此来看,马林是一个诗人型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应该还是个旅游爱好者,却偏偏不是军事家。

不过虽然马林不是军事家,但却有一个军事家老爸。马林的父亲马芳,是一代名将,镇守北疆屡立战功。因此在当时的“门荫”制度下,马林沾了父亲的光,也从军入伍,混到了总兵的位置。

李如柏的情况与马林类似。他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次子,自少年时代起就追随父亲作战,虽然也立过一些战功,但到萨尔浒之战前被起用时,已经在家闲住了二十余年,再无昔日的英锐之气。

明廷对杨镐、马林、李如柏的任用,真的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说明此时的明朝在用人制度上早已腐朽和僵化,面对如此大战,居然所托非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的不少书籍,都声称杨镐、李如柏在萨尔浒之战时密谋坏事,甚至在暗中与努尔哈赤相勾结,给明军战败蒙上了一层阴谋论的色彩。

在此以计六奇所写的《明季北略》中的相关内容为例:“镐贪功自用,径行不听,松乃密遣人进关投揭当事,冀缓其师,而如柏侦知,令人于关外邀回,重责十棍,致松谋不行,兵受其创,见有松侄总兵杜文焕抱愤投揭可问。即此举动,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师时如柏佯与松洒酒拜别,曰吾以头功让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贾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布置奸人,为松乡导,诱其暗入奸伏,盖敌素所畏者松与刘綎也。先得镐告示,悉其精锐,潜伏抚顺一路,独以当松。松果为乡导所诱,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沦没,寸骨不存,刘綎亦复血战,一时死敌。是松之死,实镐与如柏同谋计陷。坏此长城,为异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败,总由杜松故违节制耶。”

按照这段记载,杜松、刘綎这两员悍将其实是被杨镐与李如松合谋害死的。除了《明季北略》之外,类似的说法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书中也多有出现,可以说是越传越邪乎。一些人也因此将这些说法与李成梁、努尔哈赤两大家族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大谈所谓杨镐与李如柏是“汉奸”。

关于杨镐是否是“汉奸”的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李如柏。

鉴于李成梁家族与努尔哈赤家族的关系,我觉得努尔哈赤在战争中有意放李如柏一马,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如果要说李如柏在萨尔浒之战中恶意害死同僚,也实在是不可信。

萨尔浒之战后,不仅万历皇帝雷霆震怒,大明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而在战场上奇迹般逃出生天的李如柏,自然是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了言官们铺天盖地般的弹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李如柏真的搞过什么阴谋诡计,只怕是早已被明廷逮捕正法了。所谓李如柏私通努尔哈赤破坏明军行动的传言,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该妄下定论。

不过虽然谈不上是“汉奸”,但李如柏在萨尔浒之战中,确实进军迟缓,客观上给后金军击破其他三路明军提供了便利,误国之罪也不可谓不重。李如柏畏缩不前,而他的顶头上司杨镐,也因为自己与刘綎的矛盾,给战局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据朝鲜的《李朝实录》记载,朝鲜都元帅姜弘立看到刘綎的东路军兵少,而且装备简陋,缺乏火枪大炮,于是问刘綎:“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刘綎回答说:“杨爷(杨镐)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姜弘立又问:“进兵何速也?”刘綎回答说:“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

这段对话由于来自战后朝鲜亲历者的叙述,因此可信度极高。虽然刘綎说杨镐非要致自己于死地,似有夸大。但刘綎与杨镐,在之前的朝鲜战场就已结怨,矛盾可谓由来已久。这次萨尔浒之战,杨镐分配给刘綎的基本都是老弱兵卒和简陋军械。刘綎这样一位素负众望的老将,仅仅是因为与杨镐的私怨就惨遭排挤,实在是可悲至极!

事实上,明朝方面的问题还远不仅仅是出在辽东的将帅们身上。朝中的皇帝和大臣们,也对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番明军出征,正值天降大雪、天寒地冻之际,而明军将士们系由全国各地抽调而来,很多人并不习惯辽东的极寒天气。以内阁首辅方从哲为代表的一帮朝廷重臣,却不顾实际情况,一味下令催战,让明军还未开打就先输一截。

应该说,皇帝和大臣们虽然为此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却又对此战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想当然地把后金看成是一个能轻易战胜甚至是灭掉的“蛮夷小邦”,抱着早点打完早点收工的心态来应付这场战争,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如果再进行深入挖掘,我们还可以发现,萨尔浒之战的胜败原因,远不止上述这些。此时的明军,在装备、训练、战术等诸多方面,都与后金军产生了不小的差距。

应该说,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在装备上似乎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此时的明军,已经大量装备火绳枪、火铳和火炮,是一支“半热兵器”化的军队,而同时期的后金军,却还处于冷兵器状态。不过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装备先进的明军,最终在装备落后的后金军面前一败涂地,在让人感到诧异的同时,更让人思考。

明朝晚期的明军,装备的传统单兵火铳主要有单眼铳和三眼铳,这类火器较为原始,射程近、威力小、稳定性差。除此之外,当时的明军还普遍装备有以鸟铳为主的火绳枪和以中小型佛郎机炮为主的火炮,至于像大将军炮之类的重型火炮,则因为搬运不便等原因很少使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是,明军装备的枪炮,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质量普遍较差。

明朝在建立之初,设立了军器局、兵仗局等机构负责军队的装备制造与供应,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精良的装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在政治上日益腐败,用于装备制造的工料和制造出的装备往往以次充好,严重制约了明军的战斗力。

据《老满文原档》记载,萨尔浒之战中明军虽然动辄“火器齐放”“枪炮齐放”,看似火力凶猛,其实对后金军的杀伤却十分有限。明军的大量枪炮,因为粗制滥造而导致弹丸射出无力,根本不能杀敌。不少穿戴全身型重铁甲和厚棉甲的后金军将士在冒着明军的弹雨前进时,屡屡中弹,却毫发无伤。

与装备精良盔甲的后金军相比,明军在防具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来自五湖四海的明军将士们,穿戴的盔甲也五花八门,铁甲、棉甲、皮甲、藤甲、纸甲等在四路明军中均有出现。更糟糕的是,明军士兵穿戴的盔甲往往只覆盖的头、前胸和后背,并不能保护身体的其他部位。在激战中,后金军只要在近距离用弓箭向明军无防护的面部和胁下射击,就能对明军造成重大杀伤(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

总的来说,萨尔浒之战中的明军,装备虽然先进,却并不精良,而后金军的装备虽然简单,却很实用。因此在实用主义至上的战场上,半热兵器状态下的明军被冷兵器状态下的后金军“逆淘汰”,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装备质量相对应的,就是明军的训练水平也很糟糕。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明军士兵们,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新兵甚至连基本的拉弓放箭都不会,在实战中几乎毫无用处。低劣的训练水平,让明军士兵们总是远远看到后金军就手忙脚乱地开枪放炮,无法形成持续性的火力,在与后金军短兵相接之后更是容易一触即溃。而同时期的后金军士兵,大都是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历次战争中拼杀出来的,不仅熟悉各种战斗技巧,还拥有极强的心理素质,敢于在枪林弹雨中冲击搏杀,给明军以沉重打击。

明军与后金军在战术上的差距,也是导致胜败的重要因素。明朝晚期的明军,在遇敌时习惯使用方阵战术,即用战车或是栅栏、木箱、沙袋等物结成长方形或是正方形的方阵,如果条件允许再挖掘一些壕沟,明军士兵们就在方阵内向敌军开枪、发炮、放箭,待到敌军伤亡惨重或精疲力竭时,再出击去击败敌军。

这种在长期与蒙古人作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有效克服了明军骑兵少的劣势,在对付松散的蒙古部落时,往往是有效的。因为单个蒙古部落实力较弱,仅拥有轻骑兵,对明朝的作战也基本都是游击袭扰,在面对明军大部队的方阵时容易束手无策。但正所谓有利有弊,这种侧重于防御的战术,弊端也十分明显,一旦方阵被敌军攻破一个点,就容易让阵内的明军陷入被动。

果然到了面对强大的后金军时,明军的这一套就玩不转了。当时的后金,已经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建立起了相对严密的八旗制度,每旗之中,又都拥有两重甲(穿戴两层重甲的步兵)、长甲(穿戴长甲的骑兵)、短甲(穿戴短甲的弓箭手)三个兵种。作战时,视地形和敌军的情况而定,一般是两重甲和长甲发起冲锋,短甲则在侧后方放箭掩护。

这种多兵种配合下的进攻,往往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一举突破敌军的阵地。而一旦敌军防守严密,一时无法突破,那也没关系。后金军会以少量骑兵驱赶大量马匹作为炮灰以扰乱敌军,给己方主力再次进攻创造机会。

相比明军防守反击式的方阵战术,后金军的战术更灵活机动,也更富有进攻性。在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军往往先拉弓进行仰射,以漫天的箭雨射杀部分明军,然后步骑兵在箭雨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寻找明军方阵的薄弱点进行突破。明军用于结阵防御的木制战车,基本都是加装了挡板的单轮或双轮小型车,很容易被冲至阵前的后金军士兵毁坏或推翻。而一旦失去了战车的掩护,阵内的明军将士就难逃悲剧的命运。

萨尔浒之战结束不久后,明末著名官员、科学家徐光启写了一封名为《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的奏章。这位极有见识的官员在文中尖锐地写道:“试论近日辽东之战,我有一可胜敌乎?敌有一不胜我乎?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杜将军去甲冑而战尤非法也,况士卒乎?杜松、刘、潘宗颜皆偏师独前,岂非无纪律乎?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战车火器,我之长技,抚顺临河不济,开铁宽奠皆离隔不属,岂非无政教乎?出关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险不能过,入伏不能知,岂非不识地利,哨探无法乎?如是而求幸胜,果必不得之数也。”(《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

徐光启的这段话,在简要总结了明军战败原因的同时,其实也点出了明军乃至整个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应该说,1619年时的大明王朝,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还繁荣昌盛,但实际上却已经百弊缠身,在战争中遭遇惨败,其实也不过是各方面因素叠加下的惨烈结果罢了!

作者简介:李元骏, 90后,从小喜欢历史与文学,工作之余写作出版有历史书籍《南明风云》,并发表有《外强中干,华而不实——清朝旧式战船、水师与海防》《三国归晋的序幕——淮南三叛》《夹杂着惨败的尴尬平局——清朝对缅战争始末》《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火器衰落之谜》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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